穷困让一只桃子拥有天上的滋味——王方晨访谈录(一)
张艳梅：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？这个问题可能在不同的访谈中，您回答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我有时候还是很奇怪，为什么有的人一生对文学毫无感觉，有的人会视文学如生命，这种感情的起因是怎样的呢，我真的是很好奇。当然，我也真心喜欢文学，不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作家。
王方晨：我乐于回答你的问题。实际上我历来都是一个喜欢沉默的人，特别是在我的少年时期。沉默不等于没话说，或许沉默意味着有更多的语言需要表达。莫言小时候话多，我则相反，羞涩，话少，甚至没话。话少是不跟人讲，但内心里风云激荡，千伶百俐。与天空大地，与草木虫兽，滔滔不绝。歌唱、舞蹈、耕作，无所不能。想象力在沉默中萌发，成长，壮大。因为家境贫寒，小小年纪我就怕娶不起媳妇，常常无比忧虑，但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条小狗子，只要动作迅速，可以随时找到一条小母狗。村野里狂奔的狗群可没贫富之分，甚至不用穿衣服。这很丢人不是？越疯狂越沉默，匪夷所思。我可以成为音乐家，画家，但远没有比一个作家来得更实际。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看过一首朦胧诗，大意是诗人歌唱自己的使命，说是带着纸和笔来到人间之类的。一张纸和一杆笔，就几乎能够让人完备写作。
但从头说来，还是小时候乡村的穷困造就了我的现在。穷困能够让一只桃子拥有天上的滋味。为贪图豆沫的美味，我把自己撑得动弹不了。又是一件说起来好笑的事情。有一天中午，母亲用杵碎的黄豆做了一大锅菜汤，真是好喝。我喝了一碗又一碗，直到再也喝不下去，只好背靠土墙，鼓着肚子，伸直两腿，在地上坐了大半个下午。那个年代，几乎没有什么不是好东西。能吃的虫子、草梗，最普通的蔬菜，生瘟病而死的猪羊鸡鸭，无不为人所想望。
冬天，生产队弄了些榨过油的棉籽饼，分给社员。家家用棉籽饼掺上些地瓜面蒸窝窝，咬都咬不烂，跟吃棉花套子一样，却吃得喷香。我忘不了一位大婶子边吃这棉籽饼窝窝边赞叹的神情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独忘不了她。“香。”她揪一块窝窝头填到嘴里，使劲嚼着说，神情是一种由衷的无比满足，从此进入我难以磨灭的记忆。冬天不仅缺粮，还缺蔬菜。生产队分过一次甜菜渣，是从县糖厂拉回来的废料，现在只能是给猪吃的。人们把甜菜渣晒干，以便做菜时取用。有一回，母亲去看望姥姥，父亲在家给我们兄弟炒了甜菜渣。吃着吃着，我蓦然发现了一颗炒熟的羊屎。
那真是中国人的一个“美好”年代，一根草棍也会在人们眼中化为金条！穷困中，人们斤斤计较，锱铢必争，好像《红楼梦》里说的一群“乌眼鸡”。
离开乡村，却是奢望。
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，有个词组常被提到，就是“三大差别”。
“三大差别”之一就是农村与城市的差别。其实差别无处不在，又岂止“三大”？我们每天都能感觉得到，整个村子里，有小队长大队长之分，社员中有贫下中农、地主富农之分。村子里的工作组、下乡来的公社干部，都与村里人不同。直到现在二十一世纪，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坚持阶级论调，让人难以理解。最起码这种阶级划分从组织分工上就行不通。即使在同阶级内部，也有贫农、下中农、中农的分别。再细化，贫农也会有很多分别。那么，这不就是说大阶级里还有小阶级，小阶级还有更小的阶级，至于你自己，究竟属于哪个阶级呢？任何人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同一阶级。
我家是中农，在贫下中农阶层中偏落后，连欺负地主富农的权利都相对于贫农阶层有所减弱。我年纪还小，但我仍隐隐不服。看来，本性中的追求平等，接近与生俱来。不过，村里人几乎都穷得穿不上裤子，地位高下还没有足以让一个中农子弟昼夜难安。与公社下来的外来人相比，我却感到了天差地别。他们来到村子里，特别是那些工作组人员，有时也参加劳动，但是，他们并不真正像村里人那样关心收成，因为他们不在土地上吃饭，不挣社员的工分，随时都可以从村子里离开。
对“城里”，作为庄稼人的后代，我有着天生的参杂着思慕的敌视。那里有一群人，不事稼穑，却过着另一种相对优越的生活。对这种生活，我们既好奇，又恐惧。
有一天，听到村里人传说“神灵”显灵了，村西一个叫“小冬”的跛脚孩子将会很有出息地成为一名“工人”。我心里打翻五味瓶。也几乎是从那时候，我开始明确想望自己也要成为“工人”。成为“工人”，意味着从此脱离农村艰苦的劳作，不用再为娶不起媳妇终日担忧，也从根本上减轻沉重的家庭负担。《公敌》里有个情节，即将追随韩佃义的周士忠对人说：“我有一个长久的愿望……我想当一名工人！”就是生活的真实体现。
能够跳出农门的村里人，凤毛麟角，但跳出农门，在新的时代开启之后，已经成为可能。通过数年寒窗苦读，我以优异成绩被曲阜师范学校录取。但我的第一志愿，却是济南的一家电子工业学校。在我的愿望深处，我依旧最希望成为一名“工人”，没想到我将成为一名老师。在曲阜师范学校，一进校门，我立刻显示出了与众不同，可是师范学校并不是为培养作家而设，而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。
三年学习结束，我被分配回老家县城的实验小学。我当上了小学老师，新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接踵而来。我为自己的前途苦闷，无法看到生活的亮光，但一张纸，一杆笔，这对穷人来说，非常容易得到。于是，就有了我的小说处女作《林祭》。它发表在我现在供职的《当代小说》杂志。当济南的消息传来时，我下意识的想到，自己的生活将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，而改变我的生活的，也只有文学：一张纸和一杆笔。我还记得课堂上一个聪明俊俏的孩子问我：
“老师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”
接着，我的一个女同事也七仙女下凡般地赶来祝贺：
“方晨，你的小说发表了吗？”
穷困，常常让人老成。我所经历的这一切，基本上都是在实打实地为改变处境而努力，只是恰巧，它与文学发生了联系。为什么偏偏与文学发生联系？依然因为穷困。
不管别人怎样，是穷困让我跟文学发生了不解之缘，让我在文学中纵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大胆展示个性，以人间未有的嘴唇，滔滔不绝地与世界进行对话。你想一想那样的声音，它响亮或低沉，美妙宛如音乐，但从不会吵到别人。你想一想，那是文学。它来自穷困，却又超越穷困。错过它的人，简直就是不幸。我有一个观点，受苦受穷本没什么，但我们不能白受。不论是一个人，还是一个社会，都不能白白付出代价。
你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作家，但你在做作家所作的事情嘛，因为你在也在以沉默的文字，与世界热烈地交谈。只要你愿意，就不会吵到别人。
且容我妄下断语：文学为“穷”人而设。
张艳梅：您的小说创作有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两部分，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都差不多，是不是因为多数作家小时候在乡下住过，有生活经验和感情基础，后来进城，对城市生活有所了解，会转而写身边的人和事？那您自己如何评价您的这两部分作品，更喜欢乡村题材，还是城市题材？我觉得您的乡土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坛很有艺术个性，城市题材就没有那么个性鲜明了，这个问题，您怎么看？
王方晨：作家写作，当然是写自己熟悉的最为顺手，最愿意选择容易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的题材。乡土题材的创作，对作家有着永久的魅力，那是因为他所描绘的大地上，似乎布满了永恒的生活场景和文学的基本元素。山川草木本身就带着古老的诗意。你听听“小白菜儿”这个词儿，说在嘴里连楚楚可怜的样子都有了。你想那首简单的儿歌，小白菜儿呀，地里黄呀，三两岁呀，没了娘呀……感情若用得深些，泪都能掉下来。我们熟悉了乡村，但大多数作家，比如我自己，离开乡村的日子更久。我重新有了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，再去写它，不足为奇。
问题是，你写出了什么样的城市。
在美国福克纳属于乡土作家，但他纯粹描写乡村的作品似乎也很少。你看到他多少作品中有摘棉花、锄地、收割？福克纳的很多故事发生在小镇或县城，发生在古老贵族衰败的“大宅”别院。严格意义上的城市，在中国作家笔下，究竟有没有出现过？我写了小镇、县城，算不算城市？我写了省城、京都，就一定算城市？我想做一个设计，城市和乡村的区别，就在于城市和乡村与大地的距离。乡村安睡于大地之中，城市与大地之间，则有一层薄厚不一的玻璃。但这并不等于说，城市不接地气，而是说城市与大地之间的连接是某种特殊的物质。当旺盛的地气，能够在文学中奔突着穿越这层物质，城市文学也就摇身变为乡土文学。我倒是期望我们的城市文学，在乡土藤蔓的拼命追捕中，稳稳立身于大地，向着天空，越长越高，成为一种形象鲜明的文学种类。
我习惯创作乡土文学，但我不排斥进行城市题材创作。以前我曾开玩笑地对人说过，我是以写乡土的方式写城市。我视城市的广宇高厦为穴，视钢筋水泥为石的精华，尽管我放大了乡土的自信，哪怕我写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，却连同更多的城市作家的巨作，都不能散发出更多的自然的气息。就艺术的审美来说，自然的气息，恐怕就是城市题材文学作品创作的弱项。城市远比我想象的要强大。我希望能有一个中国作家说，我就想当一个乡土作家，哪怕我写的是北京！哪怕我写到了“大马士革”剃刀！
张艳梅：很多年轻作家都是以成长小说和青春叙事走上文坛的，而且在写作中有着深刻的个人生活和经历的烙印，您的写作，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于个人生活和情感视野，您是比较自觉地去表现更宏大的世界，还是有意识回避了青春的记录？
王方晨：唉，我少年老成啊。在村子里，我想多干活。在学校，我想教好学生。不管“玩”什么，我都觉得自己玩不起。个人的生活烙印在我的创作中也随处可见，只是的确没有被我突出，或者已被我掩盖。在写作中，我总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并不十分重要，外在的世界更值得去表现。我自己算什么呢？大张旗鼓地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经历，也怪难为情的。我从小就老，倒是现在，心思活泛一些了，但，迟了吧。
张艳梅：我手里有一本《背着爱情走天涯》，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的，最初读的时候很意外，原来还写过那么多爱情故事，这算不算青春的痕迹或者怀想？
王方晨：我可不是和尚啊！感情经历也是颇丰富的哩。在村子里，我小小年纪拼命干活，小小的心灵里整天暗自琢磨，那些大人看我这么能干，将来肯定愿意帮我找个女人，就免了我去做小狗子了。十七八岁开始正式恋爱，二十多岁才成家，跨度可够大。从根本上讲，我觉得自己是颗情种，像张生、贾宝玉，像希思克利夫，像渥伦斯基，葛利高里，像所有爱情故事里的那些男主角，可是，在坚硬的现实里，这颗情种却注定只能长出一个最普通的小芽。与大部分人一样，我过着最为平常的日子，每遇诱惑，一律“发乎情，止乎礼”。其实惊天动地的爱情，最好只发生在文艺作品中，它对于每个普通人，难说不是一种不幸，但人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，却永无休止，也永无穷尽。爱情之所以如此珍贵，是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那么轻易降临。你看《背着爱情走天涯》里的作品，大多写的都是爱情的遗憾。其实，书名是出版商起的，依着我，就叫“醉花阴”。我有个长篇的计划，好多年了，写人皆好色，嗯，是要写人面对爱情时的俗念。
摘自张艳梅著《王方晨论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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